周健：被置于绝望境地的穷人，生活就像泡在水中的泥墙，随时可能崩溃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他们说话做事，不会再像普通人一样遮遮掩掩，整个人都会实话实说。

认真倾听穷人的故事，你会得到一种罕见的洞察力，让你看懂这个社会不加掩饰的运行规则和逻辑，让你看到人是多么脆弱和坚强。

英雄起于草莽，谋士出于江湖英，说的就是了解社会真相和人性的真实之后，你才有成为引领者的机会。




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在接受《日经新闻》采访时说：我觉得父母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的写作，“帮助流浪者的经历”对我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

1974年，石黑一雄在英国肯特大学主修英语和哲学，读完一年级以后，他就休学一年，去了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做志愿者，帮助当地的贫困人群。结束苏格兰的志愿服务回到大学后，石黑一雄发现“在酒吧或者学生宿舍里讨论出来的人生模板，其实在你的生活中只适用于某一个点。事实上，你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。”

很多中国人也许不能理解，为什么对石黑一雄影响最大的不是最亲近的父母，而是那些陌生的、不成器的流浪者。在中国，流浪汉和穷人，往往是被人瞧不起的、鄙视的。这些人很懒，你管他干什么？有事情他不做，非要在家里呆着。你给他钱干什么？他转身就拿去买酒喝。

在很多人眼里“能者多得”是正当的、无人质疑的社会法则，“人与人天生就是不平等”已经内化为社会意识形态。难道穷人天生应该受穷？难道这中间没有社会分配制度的缺陷么？如果存在社会分配制度的缺陷，这些穷人是不是就应该得到社会的帮助呢？

前不久，蚂蚁财富联合16家基金公司共同推出一组主题为“年纪越大，越没有人会原谅你的穷”的广告引发社会不适，最后以道歉收场。“贫穷是罪恶”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学》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认为，一些人注定就应该贫困，扶贫济困绝非基于平等和正义，而是为了维持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，财富不均可能损害国家内部的团结，而国家的团结是天大的事情。







为了对抗罗马教廷“人人为上帝”的教条，启蒙运动者提出了“人人平等”的口号。特别是卢梭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发表以后，整个西方社会对穷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，大家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，没有人应该天生受穷，很多贫穷恰恰是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所造成的。

卢梭说：“谁第一个把一块地圈起来并想到说：这是我的，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，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”。没有人应该天生受穷，穷人是私有制的结果。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等级是富人通过法律所确立的，这本身就是不正义的。富人对穷人的救助不仅仅是私人慷慨，而是社会正义的要求。

在卢梭的基础上，康德指出没有人注定生活在贫困中，救助穷人是国家的义务。国家调节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接受的方式。富人在物质上帮助穷人时，容易出现了从道德上贬低穷人的现象，这种善行又将创造出新的不平等。

美德应该是去创造出一种由理性、平等人组成的团体，在这个团体中，每个人都应该作为目的被平等地尊重和对待。这就是现代民间慈善公益出现的伦理基础，现代慈善公益组织将资助人和受助人进行隔离，能有效避免穷人在接受资助时的屈辱感。

当我们把人人平等和保护穷人的生存尊严，当着现代慈善公益和志愿服务的伦理基础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理解，石黑一雄说“帮助流浪者的经历”对他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

石黑一雄在休学期间，拿着打工挣来的钱，在美国西海岸流浪了三个月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他辗转于美国西海岸的各个城市，住过流浪者避难所，遇到了嬉皮士等各色人等，那段经历很令人激动。格拉斯哥平民窟的经历也令我非常难忘。人们的生活状况极度严峻，围绕工会的政治是真正的政治斗争。并且，社会问题堆积如山，人们甚至不知在这种地方该如何去维持生活。我认识了很多当地人，从他们那里直接接触到了这些问题。得益于此，次年，我回到学校，就觉得大学里那些裁军运动只不过是小孩过家家的游戏。”






“因为我了解到政治是如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，又对政治抱有强烈的关心，所以大学毕业后，我从事了帮助流浪者的社工工作。在年轻敏感的时期，如此深刻的体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直到现在，我依然时有负疚感，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，远远超出我为他们所做的。”

有一次，我和一个名牌大学的团委书记一起讨论暑期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问题，这个团委书记当着我的面对学生会的同学说，穷人有他穷的原因，去表达一下大学生对农村的关心，传递一下我们的社会责任，把图书和书包发完，拍几张照片就赶紧回来写报告。

在这个团委书记的眼里，他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置于道德评判者的位置，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评价穷人的生活。他的这种心态无疑会误导那些大学生，在志愿服务的时候带着一种天生的自我优越感，从而忽视了人人平等的观念。

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优越于别人时，他就很难去发现对方的优点，很难从对方身上去学到什么东西，更谈不上从穷人身上看到制度性的不公，以及社会对穷人命运的肆意左右，从而也难以生出心怀苍生，改良社会的志向。

实际上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团委书记的认知，而是很多中国人的认知，甚至是很多公益从业人员和志愿者的认知，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大部分人对慈善公益的普遍认知。所以，很多大学生会认为志愿服务是一种负担，是一种勉为其难的义务，而石黑一雄却能从志愿服务中间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甚至改变他的一生。

石黑一雄说：“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太多，很难把它们全都说出来。流浪者们各有不同的原因。我由此明白，人是如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跌倒，又是怎样因此而毁掉了自己的人生。他们中既有从事白领工作然而变得无家可归的人，也有离家出走、吸毒上瘾的年青人，还有在二战期间参战的士兵。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创伤，以至于无法回归社会。放到现在他们会被认定为患有PTSD（创伤后应激失调），会有人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，但在当时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词汇。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流浪者，有很多这样的人。”






“当时，我从未想到过这些经历会与我之后写小说有所关联。但是，这些经历给了我一种洞察力，让我看出人是多么脆弱。人一旦被置于绝望的境地，就不会再像普通人一样去隐藏感情，精神也会随之崩溃，整个人会变得相当不设防。但是，我也发现，即使处于那种状态，也有人会在某些时刻显现出勇气和努力振作的精神。”

1978年从英国肯特大学毕业后，石黑一雄在伦敦西区诺丁山一家名为WestLondon Cyreninas Homeless Charity的慈善机构做居民安置工作。在英国，那时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并不多，非常好找工作。不过，当时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主义，认为进入企业去打工赚钱是件不光彩的事情。大多数人认为，自己应该去从事能够让社会变得更好的工作，要么去慈善公益组织，要么行走在路上，去看“看看这个世界”。

对于人生阅历并不丰富的大学生来说，去慈善公益组织工作，对他们人生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美国总统奥巴马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慈善公益组织做社工，做社工、做志愿者是一个接触社会现实、了解社会现实，思考社会问题的重要契机，而不应该是丰富履历或寻找道德优越感的机会。

通过参与慈善公益活动，石黑一雄得以认识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，这些人不但没有家，很多人还有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。透过了解这些人的经历，石黑一雄在人与社会、政治以及伦理问题上有了更深入的思考。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，很多主人公都活多或少受到时代的裹挟，在政治环境的更迭中云起云落，显示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。比如《浮世画家》中的小野，《长日留痕》中的史蒂文斯，他们都曾为自己获得的一切骄傲，他们相信这些都是自己付出的结果，可是面对时代的各种冲击，他们的命运依然被打得落花流水。

在石黑一雄那里，做慈善公益是一件让自己成熟起来的事情，但在中国，做慈善公益却是一件饱受诟病的事情。普通人把它推给富人，富人把它推给“道德绑架”。中国人不喜欢它，轻视它，你谈论贫困和苦难的时候，甚至会被一些人称之为负能量。因为慈善公益会让人想到看到这个社会的贫困和苦难，一些人对此感到愧疚，却觉得自己无能为力；一些人对此充满恐惧，害怕唤醒自己内心的记忆。

中国有很多父母把慈善公益当成“忆苦思甜”的教育，甚至直接告诉孩子，不好好学习，不珍惜现在的生活，这就是你未来的样子。这样的做法非常错误，从小就会在孩子心里埋下歧视弱者的种子，让孩子对贫困和苦难充满恐惧的思维，甚至是在暗示孩子，漠视弱者屈服强者是社会的真理。慈善公益是一种类似于理想主义的情感，你通过慈善公益可以让自己对现在身处的世界充满信心，特别是你参与其中并给穷人带去变化的时候。

石黑一雄说：“每段私人关系和社会关系中，总有黑暗、不为人知的记忆，在当时被刻意隐瞒或埋藏，但何时回忆、要不要回忆，才是重点所在。”

今天，很多人对穷人的排斥，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人人平等的观念，以及成年人对贫困记忆的恐惧。这些人不是在逃避责任和义务，而是在逃避自己过去不堪的记忆。

一个不敢面对真实记忆的人，是一个不成熟的人，是一个不足以为人父母的人。我们整个社会太缺乏面对真实记忆的勇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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